我们这一群人(1) 吴冠军 无词的言语，无能的力量。 无言的此刻，无地去彷徨。 ──阅《活得像个人样》后草题 缘起无法再沉寂的我们 记得当年在网上一口气读完网络小说《活得像个人样》1后，我曾反复喃喃地念着这两句话。此刻重读转载于《天涯》上的该小说时，我又静坐凝神了老半晌。忽然发现当年草题的这二十个字实在是这篇小说神韵的最佳概括，同时也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下的我们这一群人的生活与心态状况的绝妙写照。这里的“我们”，范围从小到大可以是“我与我身边的年轻人”、“网虫”、“电脑玩家”、……“当代青年”。但由于“我们这一群人”在本文中似乎并非一高大形象，故此为避免因笔者的评论不当而招致随后的连番“致歉”，特于文首声明这里的“我们”一词仅限于前面所列的第一种范围。当然笔者更欢迎善意的读者去作多层次的解读。 我曾经在一篇随笔中写道：“可能是由于所选工作与所处行业的关系，我身边经常聚着这么一批人：长发、嗜烟、迷网络、爱摇滚、衣着不羁、举止另类、曾遭女生抛弃、现常沉于游戏……”如果不是有十成把握肯定身边的这群年轻人中似乎还没出写小说的材料，我简直要怀疑这篇“作者缺席”的网络小说“最早”就是出自我的某位朋友之手。因为小说内太多的场景、事件，甚至是对白的言语统统都可以轻易地在我们这群人所历之生活中找到原型，一一对号入座。蔡翔先生曾说：“我在观照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常常带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2一直以来，我也觉得一种超近距离的观察，实在无法洞察现实问题深处的复杂性，因此我通常拒绝轻易地去言述和反思“我们这一群人”。然而《活得像个人样》就像是一面明晃晃如影随形的镜子，令我最终无可遁体，逼使我直面“镜中的我”。我是该写些文字了，为“活得像个人样”写点文字。记得郑万隆先生在《我的根》中曾指出，小说在内涵构成上一般分为三层，一层是社会生活的形态，再一层是人物的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更深的一层则是文化背景，或曰文化结构。3而《活得像个人样》很难得的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均有很深入的挖掘，尤其是于“人物的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此层的把握更是力透纸背。下面就借助对该小说的详细解读，依次对我们这一群人的社会生活、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以及文化背景作一粗浅的观照和思考。 一 对社会制度的严峻叩问 九二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全面地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后新时期”，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一个以市场为中心的消费社会迅速形成。巨大的社会结构转型使得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意识形态观念的转化又使得原来维系社会的一整套终极价值及其相关的伦理体系分崩离析。表面看似热闹繁华的商业气氛背后，无数新的社会问题正悄悄地浮上水面。 面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热情而又粗鄙、平庸更兼世俗的社会，当前一代“文革”后出生、成长的青年尚在成型中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被无情地横腰截断。原先的道德标准──“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在九十年代被正式“证伪”，在市场面前雷锋成了真正的“傻子”；原先的伦理体系──“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被彻底颠覆，所谓的公共性正在遭到无情的消解；原先的社会理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乌托邦信仰已经被骤然而至的商品大潮连根卷走，精神的废墟上只回荡着钱币的响声。社会的巨变使得在原先体制内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顿感无所适从。 《活得像个人样》里的第一人称主角──天灰，大学毕业后从事于IT行业（计算机行业）。按理看来这在国内应该是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对于知识青年而言也应是最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但天灰并没有成为想象中的白领阶层，实际上只是一种介于蓝领与白领之间的高级技工。传统的技工用老虎钳、螺丝刀，而新一代的技工则使用键盘和鼠标。对于新成长起来的掌握高级数字化技能的一大批像天灰这样的“技术精英”来说，这样的社会待遇和社会地位显然与其原先的期望价值完全不符，甚至是相差离谱。 这种心理的不平衡与不满足首先表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前所未有的仇恨上。小说伊始，天灰就对其公司老板咬牙切齿：“傻丫的早晚做了他！”其实不难挖掘出这种仇恨的社会资源。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渐转型、市场机制的日益推广，“钱”一下从诸如道德、知识、能力等传统个人评价标准背后凸显出来，成为了当代青年自我衡量、自我确认与自尊建立的首要向度。于是，青年对钱的交易关系、钱的来龙去脉特别关注，因此在知识青年中一种对“剥削”、“出卖劳动”的意识逐渐变得敏感和强烈起来（“我不就是一个牲口吗？和街上野鸡的区别不就在于她们卖的是肉体我是劳力吗？”）。对自己劳动价值的自信估算与实际收入的巨大差别（也有不少是纯心理因素造成的差别感）使得当代知识青年潜意识里充满了对自己老板、或钱比自己赚得更多更快的“资产阶级”的仇视。而整个社会兴起的所谓的拜金主义潮流，“有钱的就是大爷”之风又极强地刺激着青年对金钱占有的欲望，甚至达到病态的贪得无厌。然而，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市场刚放开其间，先富起来的并不是体制内部的知识分子或民众，而是当时处于体制外的社会无业人员，以及劳改人员。他们并没有原先体制内部给予的种种保障，因此便赶鸭子上架出来“博”一次，结果倒正是利用足了初期的诸多优惠条件与市场机制不成熟的种种漏洞，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当这些低素质的人员摇头晃脑地坐在“老板”的位置上，出手阔绰、起居豪华，还包包“小蜜”、“明星”。这在具有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的知识青年的内心无疑成为一个极大的亵渎和耻辱，以至于“我心里一阵苍凉，原来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又拼死拼活干了四年，还不如一个傍大款的黄毛丫头有钱。”在心理极度扭曲与不平衡的状态下，青年们承受着来自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打击和摧残（“老板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把我剥削的只剩一张皮了。最可恨的就是把我痛苦的权利也都剥夺了，只给我留下忍耐和麻木”），并由此积蓄了强大的反抗势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