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群人(2) 更深的一层，这种不平衡感还体现在当代知识青年对社会制度的普遍不满。高唱着“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这一代青年，刚踏上社会却骤然遭遇体制的巨大变革，原先的种种许诺都已经成为一张张“空头支票”，在现实社会中却处处陷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而从新的社会制度中也没有看到更多的对青年的有效保障，于是当代青年对体制的失望、对未来的迷惘便凝聚成一种强烈的“集体无意识”：“我们被制度抛弃了”。 这种“社会弃儿”的心理认同导致青年们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悲观情绪。因此天灰曾经愤愤不平地对天控诉：“我从小就是工人领导阶级的接班人，长大了却他妈的成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究竟是谁抛弃了我？谁欺骗了我？我去找谁要个说法？” 最根本的，当代知识青年的这种心理不平衡感扎根于对政治垄断精英与经济垄断精英的疏离与敌视。作为新崛起的“技术精英”，天灰等不但在政治上无权，而且在经济上无势，被迫成为社会底层的游荡者和被剥削者，在社会地位上更接近于蓝领与“圆领”（指下岗人员）。骨子里仍然具有着某种“贵族精神”的新一代知识青年诚如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所言，在现代社会中形成了所谓的“文化资产阶级”这一新的阶层。当其与身俱有的“批判性话语文化”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强迫性压制后，便会大量地游离体制，走向民间。5于是乎当前社会中一大批有文化有素养的大好知识青年在百无出路的情况下，甘做所谓的“流氓无产者”，成为了凝聚在社会底层的某种不稳定力量。此外，市场使得原来社会的某种公共性的丧失，公共话语遭到解构，有关“公共”的各种道德规范正被无情拆解。世人的道德日趋沦丧，市场已经日益成为没有规则的游戏场所。小说中天灰的老板将手下一跟班“废了”（打残一条腿）后，还能舒舒服服地在北戴河与“小蜜”泡澡。这一事件对于天灰的影响是无形而深刻的，促使他在对制度不满之余最终总结出一条：“还是钱最重要”。同时，对“私利”的追逐造成了私人与公共间的矛盾和分离。为了保护这种在当下仍显脆弱的私人性，于是一些相当粗鄙化的保护方式开始盛行，社会的“元语言”已被消解，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不信任，冷漠感的加剧均源于此。天灰的心态可为此中典型：“自己发泄够了，管他妈的别人死活！谁又管过我？”当代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曾经提出过“三真（正）原则”以作为人与人之间“理想的无障碍沟通”规范：一是真实的，陈述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二是真诚的，说话者不是想有意欺骗受众；三是正当的，话语应符合相应的社会规范。6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真”啦“正”啊的标准都早已是昨日黄花，根本无从觅寻，每个人都拥有着多种“面具”，几乎人人都是“很合格的演技大师”。“变脸”这种以往属于高难度的技巧，只有奥楚米洛夫之流才具有的能耐，如今的青年们却个个都能举重若轻，施之毫不费力，“变”时毫无惭意。“三真（正）”一并无存，主体之间的合理交往遭到严重扭曲。可见，在市场机制的允诺下，无限度无序化地追求私利已经使得整个社会的原有公共性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哈贝马斯最最担心的就是“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消逝，当“私人性”大口地蚕食“公共性”之时，维系一个社会的基石也随之松动、瓦解，冲突、暴力与诈骗也就渐渐替代秩序和规范而“狼烟四起”了。 当中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思想界交锋甚酣、垄断精英与底层民众矛盾加剧时，更多的国内知识青年在冷眼旁观的同时，自身对整个社会的问题意识却也被深深地激发出来：“到处都是左倾主义者的革命面目、官僚主义者的丑恶嘴脸和功利主义者的跳梁表演。在繁荣和稳定的后面，隐伏着一只多么巨大的怪兽！它已经一口把我吞没，又要吃下多少热血青年？又有多少人心甘情愿争着挤着往它嘴里填？我只是一个匹夫，但我忍不住地忧患。因为我是国产的，永远属于这一片土地。”出于对所处社会结构转型期间浮现出来的种种问题的忧患意识，天灰这样的当代知识青年不由得生出强烈的对社会制度、社会公正的严厉叩问。 二 对自我灵魂的严酷拷问 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迫使每一个青年都无可逃避地被置于如下问题之前：“究竟该怎样生活？”记得早在九二年一月社会急剧转型之初，上海《青年报》发表了大学生梅玲的来信《我该怎样选择生活？》，从而发起了一场青年人生观的讨论。梅玲在信中坦然承认，自己的平凡不足于探寻生命的形而上的本质意义（意义已经“缺席”），只是不得不问：我该怎样生活下去。面对充满双重标准的复杂社会，她既不愿太卑鄙又不愿太吃亏。而随着社会变迁的逐步深入，青年们对“怎样生活”的态度与答案大体上已经渐渐地分流出三类，我将其归纳为：一是为数众多的“自我放逐型”，现常常成为以王朔为首的“新写实”作家小说中的主角；二是为数极少的“坚持理想型”，这类人多出现在张承志、张炜的作品中；三是介于刚才二者之间也有相当数量的“身不由己型”（我们这一群人即属此列），比如《活得像个人样》的主角天灰就堪称此类中的代表。
